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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快三遗漏:纪实摄影家杨延康: 用深圳气象观照中国心象

湖北快三走势图 www.7u0p.com.cn 来源:深圳晚报       责编:King       2014-07-24

1984年12月31日,那个日子是刻在我骨子里的。
 

1987年,杨延康(右一)在深圳建筑工地拍摄民工。

两天前,我从老家买了砧板、刀具一类的厨师必用品,跟着一辆大货车,一路颠簸两天到了深圳,在南头的一家酒店开启了面点师傅的职业生涯。在酒店里,我偶然遇见了后来的恩师李媚——当时《现代摄影》杂志社的主编。我问她:“你们现代摄影杂志社需不需要人?”李媚说:“我们刚好缺一个搞发行的人,那你来吧。”
 
我1984年12月31日到的深圳,1个月后便辞职离开了酒店,到桂园路13号《现代摄影》杂志社上班。这里开启了我对摄影的爱好,这个数字同样刻在了我的骨子里。
 
机修工拍的照片获展出
 
那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李媚。
 
李媚是我的贵州老乡,在贵州安顺的时候我就见过她,但她并不认识我。她曾是安顺文化馆馆员,长辫子,背着部海鸥相机,儒雅、有风采。我看过她在运动会时举着相机拍照,觉得很稀奇。
 
那时,我正在安顺一家织袜厂做机修工,但一直对文体颇感兴趣。我喜欢长跑和阅读。当时,我每个月的工资是17块钱左右,其中的15块交给母亲做生活费,剩下的便通通用来买书了。那时我还写过一篇名为《五等小站》的小说,写的是铁路信号员的故事,故事是我听来的:贵州山区有个叫“五等小站”的车站,每天,快车和慢车都会经过小站,快车要通过时,信号员们打个信号旗,车就过去了,并不停下。只有慢车才会在此停下,方便周边山区的乡民们搭着火车去县城赶集。
 
有一天,山里一位生病的女孩来到五等小站,想要搭乘20分钟后的那趟快车去看病。小站生活无聊,信号员们见到女孩,便同她开起了玩笑:“要搭车可以呀,拿身体来换。”言语戏谑。最后,一位信号员站了出来,让自己的同伴们不要这样说话,“她像我的妹妹一样”。
 
这篇3000多字的文章后来发表出来了,朋友见了惊讶:“我不过跟你说了个故事,你竟然把它变成了一篇小说。”
 
那时的我对文艺充满了兴趣,常常参加文化宫里的兴趣小组活动。在文艺活动中,摄影算是奢侈的,因为我买不起相机。第一次使用相机,用的是我朋友郭健的海鸥4D相机,拍回来一看,所有照片都发黄,看上去旧旧的。后来我才发现,当时镜头上有个黄色镜片,而我并不知道要将它取下。
 
但就是那第一次接触相机、第一次拍下的泛黄的照片竟也获得了在文化馆里展出的机会。
 
等到了深圳再次见到李媚,我便问她:“李媚老师,你认不认识我呀?我在贵州安顺文化馆听过你讲课,文化馆还发表过我的一幅照片。”那张照片现在看来真是又幼稚又煽情:一棵大树的后面躲着一个男孩,男孩伸出头来,表达的是一种小情感的交流——爸爸我在这。
 
许多年后,李媚老师同我开玩笑时才说:“哎哟,老杨,当时都不好意思说你,这哪里是照片呀,都要笑掉大牙了。”
 
所以在贵州时,我的摄影之路仅仅是出现了萌芽的迹象,真正接触摄影还是在深圳。
 
为了来深圳改行学厨师
 
有时候我觉得,仿佛是命运的冥冥牵引,将我牵到了深圳。
 
当初,我仅仅是出于好奇来了深圳。一群过去在安顺工厂里的基建工程兵于1984年6月份转业到深圳,因为同他们交好,他们到了深圳后,便常常给我带来这边的消息。他们说深圳在海边,离香港很近,是个很新的城市,还为我寄来了一台崭新的半导体收音机, 他们怂恿我:“老杨,你来吧。”我便答应了。
 
当时,深圳的一家酒店正在招聘厨师,我就到贵州安顺的虹山宾馆参加了为期两个月的白案培训,纯粹为了能来深圳。
 
才来深圳不久,我便遇到了前来用餐的李媚。我当时一心想到《现代摄影》杂志社工作,哪怕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一名发行员。
 
1985年,春节过后,我向酒店经理提出辞职,经理有些生气:“我培训了你两个月,你现在说走就走了。那好,你可以走,但要把暂住证留下来。”当时在深圳,有3个证件很重要,边防证、暂住证和常住户口证明。没有暂住证,无处可居,一旦被查出来,便会被遣送回原籍。但我一心想要去杂志社工作,便果断离开了。
 
幸好一位叫杜云治的朋友收留了我。那时,他在部队里当兵,他们居住的兵营其实也十分简陋,十几平方米的宿舍,上下铺的床位,一个房间里住了8个人。其中一个人去探亲了,留下一张床给我睡。睡了20多天,这个人回来了,另外一个人又走了,我便换一个床铺睡,这样一住就是两三年。直到后来,杂志社通过文联帮我要了间单身宿舍,我才离开。就这样,我每天住在园岭100栋103号,骑着单车穿过园岭小区,到桂园路13号干我的发行工作。
 
将一箱箱杂志打开并拿到书店去做代销是我工作的一部分。此外,杂志社里还有一个个柜子,每个柜子上方标着各地地名,打开柜子中的本子,上面记录着哪个省市的什么人订杂志了,订了几本,一共花了多少钱,我便将这些数据抄下来,把汇单交给财务。
 
《现代摄影》杂志曾风靡一时,第二期就卖到了4万本。深圳的改革开放和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文化狂欢共同催生了它。过去,中国长期缺乏摄影教育,也没有学院派的传统,它摸着石头过河,并成为直接推动摄影的平台,王宁德、韩磊、亚牛……好多优秀的摄影师都是从这里出去的。
 
我们曾有过一期杂志封面,灰色底板,上面只有四条线,这在当时国内其他地方都是很少见的。但在1985年的深圳,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来自香港或国外的资料,看到很多富有个性的作品。
 
当着发行员怀着摄影梦
 
我虽是一名发行员,但也怀着摄影梦。
 
李媚老师常常将大量来稿交给我,让我一封封拆开看,从里面挑出我喜欢和不喜欢的作品,并说出喜欢或不喜欢的理
 
由。遇上港澳台的摄影师们到我们杂志社开座谈会,李媚老师会让我陪着他们去沙头角买东西,一边买东西,我就一边向他们取经,加深对摄影的认识。等到周日我不用上班了,李媚老师又将单位的相机借给我,为我布置作业,让我拿着相机去拍摄。我没有进学校学过
 
摄影,对我来说,李媚老师的训练就像黄埔军校一样。所以我很感恩深圳,当年到深圳来,我是一个没什么文化根基、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人。从做发行开始,到后面获摄影奖,再到作品送去全世界展览,这些都是深圳赋予的机会。
 
在《现代摄影》,我最重要的成长集中在每年20天的探亲假和20天的创作假期间。两个假期加起来一共有40天。就像个大包裹,李媚老师把我这个“包裹”寄到陕西凤翔,提前给摄影师侯登科写信:“杨延康要去你家住。”过段时间,再将我“寄”到宝鸡,又给摄影师石宝琇打电话,让我住在石老师家。
 
现在回想起来,那段时间都是平常但珍贵的记忆。石老师家住在铁路边的院子里,他的妻子、女儿过去同睡一张大床,我到了之后,他的妻女便到别人家借宿,把大床让给了我。石老师有记日记的习惯,夜里吃过饭,他招呼:“小杨,跟我走。”他写日记,我就在他边上,写到兴头上时,他会把日记念给我听。
 
侯登科老师的头发常常是乱糟糟的,喝过酒便开始唱陕西民歌。他与李媚像是灵魂上的朋友,可以在许多事情上交换观点。我那时便成了他俩的通讯员,帮他们传递信件和观点。
 
这些摄影师都是中国纪实摄影的先锋人物,他们开拓了中国摄影技术的先河。我跟他们住在一起,他们同我聊天,教我做人和拍照的道理,浇灌我心中的摄影理想。
 
在此期间,我一直继续着我的发行工作。但有一天,李媚老师察觉出我的变化,告诉我:“小杨,我下次办摄影杂志不用你了。”我问她:“为什么?”她便说:“你的发行工作没有搞好,都拍照片去了,想当摄影家。”我心里委屈,跟她争辩:“我也能拍照片呀。”李媚老师说:“但是你是来搞发行的,比你优秀的摄影家我都没要他们进来。”
 
为艺术独立离开杂志社
 
我想要做个不受制于单位的自由摄影师,于是在1992年,我正式离开《现代摄影》杂志。我认为,如果思想不独立,艺术造诣也肯定无法独立。因为离开这件事,我与李媚老师之间还闹了点不愉快。我是在月末提出辞职的,便去领我当月的工资,她告诉我:“小杨,你是先领的工资再干活的,所以这个月的工资你是没有的。”
 
我工作了8年,早已记不清是先领工资后干活或是先干活后领工资了,但我本能地觉得,就算我多领1个月的工资又如何。李媚老师却说:“你不能拿,这是国家的财产。”
 
事情发生没多久,一天,我同几位朋友相聚喝酒,酒劲上来,我觉得自己在深圳生活艰难,便一个人躲在厕所里哭。我实在想不通,那么爱我的一个导师,为什么在我离开的时候,连800块钱都不给我。而800块钱够我在深圳生活2个月??薜貌畈欢嗔?,我开门出去,一帮朋友就站在门口,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没事,一切都会过去的。”
 
为了养活自己,我先是在莲花大厦接一些印刷的活,李媚老师后来又帮了我不少忙,我最初攒下4000块钱买了一部尼康FM2相机后便开始接商业片,将一些盘盘碗碗和电话机拿到工作室里拍广告。
 
我曾接过一单拍瓷盘子的活,拍了两天两夜,把照片交给客户审,客户拿着其中一张照片问我:“这个盘子上面怎么有一个光斑???”我说:“这不是光斑,是瓷盘的高光点,说明瓷盘是有反光、有质感的,它不是纸做的。”但客户并不接受,要求重拍。那时候,拍照片用的都是胶片机,照片冲洗出来,客户隔天才能看得见。那个年代没有艺术家和大师之说,拍商业片,一切都由出钱的甲方说了算,一旦不行你就要重拍。
 
30年下来,我总结了一句话:“深圳不相信眼泪。”在深圳,你没有能力,哭死了都没用,但如果没有深圳这么宽容的环境,我便不可能有杂志拍摄的记忆,包括后来做印刷和广告都是不可能的。
 
深圳的企业家和导师们给了我生存的支点和杠杆,但如果我仅仅为了生存去拍片,便难以维系我对摄影的热爱。接商业活动,赚到了钱,我便为自己增添设备,继续出发,跟着大货车,自由自在地在大地上流浪。
 
在那些遥远的地方,有时人们也会问起我来自哪里,我便告诉他们:“我是从深圳来的。”他们再问:“深圳是哪里呀?”
 
早些年,他们并不知道深圳,但知道香港,我就告诉他们:“深圳在香港旁边”。再后来,他们知道深圳了,他们从电视上看到深圳,知道深圳有著名的国贸大厦,知道深圳是改革开放后最好的城市之一。
 
无论在何处都将回归深圳
 
2006年12月12日,我到了青海循化中库寺院。次日醒来,僧人弱巴对我说:“杨大哥,今天是你的生日。”我听了很惊讶:“你怎么知道?”他说:“去年我去深圳,曾与你一同庆生。”说完,他就让我等他一会儿,便开着摩托车走了。到了中午回来,我才知道他跑了整整30公里路到县城买了一只羊腿和一个蛋糕为我庆生。
 
在藏地,别说是出家的喇嘛、僧侣,就连普通的老百姓,也往往不记得自己的生日,因为他们连名字,都是活佛为他们取的。我这个外来人,却被弱巴视为大哥,且记住了我的生日,这让我很感动。
 
他将羊肉一煮,便招来寺院中十几位与他要好的伙伴前来分享。吃过羊肉,又将蛋糕打开,正准备切蛋糕,他抓起一小块蛋糕就开始“啪啪啪”往别人身上抹,也不知道他这招数是从哪儿学来的。我立马拿出闪光灯往相机上一套,抓拍了几张照片,其中一张后来被我收进摄影集里,取名“为摄影师过生日的修行人”。
 
30年来,在深圳时,我每天从景田坐11路公交车到侨城东,下来走几步路进入我的工作室。需要出发了,我便背着包,带上100个胶卷去赶火车。
 
深圳就像我的大后方。每年,我有整整8个月时间都在外面拍照。我花了10年拍摄陕西乡村天主教,又花了10年拍摄藏传佛教。行走也意味着不可避免的风险。2012年腊月二十九,我同广东坚朗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宝琨从甘肃的寺院出来,准备乘车前往四川藏区拍摄。早晨7点半,因下雪路滑,汽车翻在了公路边的沟里,我们恐慌地从车里爬出,幸好只是撞伤了手臂,并无大碍。我们忍着疼痛,在雪地里等候救援,一等就是整整4个小时。当时白宝琨说:“老杨,如果我们遇难了,明天新闻讣告出来,就是‘著名纪实摄影家杨延康,著名企业家白宝琨在藏地摄影的途中因车祸不幸遇难’。”我一听,泪水夺眶而出。幸好我们还活着,能继续做有益之事。
 
回到深圳的4个月里,我就躲在暗房,一边听着音乐,一边看着底片上一个个美好的瞬间一寸寸变得清晰:跳金刚神舞的小喇嘛们在地面投掷下清晰的身影;手持木杖,站立山顶的僧人;青稞地里怀抱鸽子平静祥和的女尼……此时,尽管楼下湖南菜馆的辣椒味和咖啡馆里的咖啡味偶尔飘来,喧闹的世俗声响时而传来,却都与我无关,我沉浸在自己的创作当中,异??炖?。
 
当年,如果我留在安顺,大概会循规蹈矩地在工厂上班、建立家庭、养老,活得没有理想。在许多城市,生存、家庭事物和人际关系往往让你无法抽身。但深圳不一样,它年轻、包容、有活力,亦不纠结于人事往来,它一直不断地变化着,并给了你放飞梦想的机会。
 
2005年,我的《中国乡村天主教》获德国《明星》周刊、《GEO》德国国家地理杂志“亨利·南恩”传媒大奖摄影奖,我在罗湖买了件黄色的唐装,前去德国领奖。当时,来自世界各地的获奖者都身着西装,只我一人剃着光头、穿着唐装站在里面,显得十分特别。有人问我:“你是从哪里来的?”我自豪地说:“中国,深圳来的。China,Shenzhen.”拿到奖杯后,我亲了它一口,我知道,不管我身在何处,最终都离不开深圳这个原点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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